也极为关注，劝农劝桑，兴修水利，整修道路。

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朱翊钧应该是一代明君，至少也是个守成之主。

再加上有张居正改革打下的坚实底子，政治清明，府库充盈。

只要不作死，明朝的国运应该会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样子。

然而从万历十五年开始，画风突然变了。

一开始是偶免朝会，后来经常性不上朝，再后来奏疏不答，一概留中，再到后来长年累月不见内阁大臣，连缺官也懒得补了，再到后来郊庙祭祀也懒得亲临，派勋贵代祭了事。

朱翊钧每夕必饮，每饮必醉，每醉必怒左右，一言稍违，辄毙杖下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酒蒙子。

万历二十四年，仁圣皇太后崩逝，朱翊钧派英国公张惟贤前往祭奠，借口是病了，不能动弹。

举朝为之哗然。

朱翊钧的确是沉迷酒色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，终日萎靡不振，打了半刻钟盹，又回过来一点精神，懒洋洋问道：

“老祖宗还说些什么，想起来没有？＂

常洛故意吊他胃口：＂老祖宗说了很多，但儿臣实在愚钝，能记得的廖廖无几。＂

朱翊钧不禁露出失望之色，＂想了一夜，还没想起来吗？“

常洛歪着头沉思半晌，说道：＂想起来了！＂

朱翊钧：＂快说！“

历史上，为了平定努尔哈赤反叛，朝廷在辽东经年用兵，耗费极其巨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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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填补这项亏空，朝廷加征了“辽饷“，南方土地肥沃，老百姓勉强还能忍受。

尤其是陕西，一省供养三座军镇，五家藩王，负担己极其沉重，每年摊派的四十余万两的辽饷，成了压垮陕西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朱翊钧死后七年，陕西全境暴动，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、罗汝才纷纷揭竿而起。

为了荡平规模庞大的民变，就得调动大军征剿，于是又加征“剿饷“；

官军死伤惨重，又得大规模征兵，于是又加征＂练饷＂。

西寇东奴如同两根绞索，紧紧勒在明朝脖子上。

加征＂辽饷＂就是饮鸠止渴的自杀行为，不仅激起了民变，而且催生了一个吸血鬼集团——

＂辽饷集团＂

他们希望辽东战局永远也不要结束。

常洛不愿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说道：＂老祖宗说了，辽东战事突起，千里运粮，是个沉重的负担，军饷从何处出，大有学问。

倘若一味加饷于小民，无异于挖肉补疮，恐怕外患未除，内乱就己生起来了。因此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向小民加饷。＂

朱翊钧道：＂不加饷，饷从哪里出？＂

来钱的地方多了，为什么偏偏要摁住最贫苦的老百姓往死里薅？

那些富可敌国的藩王、勋戚、海商、盐商、大地主，前些年贪得盆满钵满的矿监、税监，不该割肉吗？

但常洛不敢照直说，挠挠头，道：＂这个么，老祖宗没说，但是老祖宗说了，不许加饷，不然老祖宗不依。＂

朱翊钧冷哼一声：“老祖宗还说了什么？＂

常洛答道：＂老祖宗说，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。我在明，贼在暗，要千万小心有人吃里扒外，泄露军情。这种人是最危险的，一定要揪出来，不然祸患就大了。尤其是要小心辽东将门，肯定和建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＂

辽东最大的将门就是李家，正是自己一手养大的，朱翊钧倒吸一口凉气，＂老祖宗真是这么说的？＂

＂是！＂

假如朱翊钧问内奸是谁，常洛便要指认李如柏了，即便不能将其拿下，也要将其调离。